底层者、“伪善”与纪录片伦理——《麦收》争论之例

围困囹圄

1月7日晚，北京蓝色港湾单向街书店外，几个戴口罩的女孩，对着同行者的手机摄像头说：“我们很愤怒”。被问到“紧张吗？”有人说：“第一次，又紧张又激动，”也有人说：“这种倡导活动我做过太多了。”
　　独立纪录片导演徐童电影放映会即将在单向街书店举行，这些年轻人进入书店，向在场者散发传单。短短5分钟，散发60份，完成预定计划。走出书店，她们说：“我们影响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这个小团体就地解散，其中有人再次进入书店，成了一个“砸场子”的角色……。
　　1月9日，记录此次行动的短片《快闪行动 抵制徐童》在网上发布，主角们在片中始终带着口罩——她们自称为“口罩小分队”。
　　“口罩小分队”成员来自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办公室及公益活动中心一元公社，是民间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实习生、支持者。她们为什么要愤怒？……
　　2009年3月下旬，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昆明举行，该展览号称是“国内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纪录片双年展和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最主要的展映平台”，在大约一周的时间内集中播放大量纪录片，有众多电影制作者、评论人参与，当地及外地的一些NGO工作者也会携片参展或观摩。
　　在这次影展上，北京导演徐童的第一部纪录长片《麦收》获得“幻面奖”（创新奖），并被选为最受观众欢迎影片。然而，一些NGO工作者在观看后意识此片涉及对性工作者的侵权，于是，一张小小的抗议招贴出现在会场，针对《麦收》的抵制和抗议从此开始，在2009年从昆明串联到北京、香港、台湾，随后一度沉寂，然而出乎意料地，又在2011年底的上海再次搅动，并直接催生了1月7日的“口罩小分队”快闪行动。
　　※《麦收》怎么了——一部“偷来”的电影
　　《麦收》的主题是性工作者，主角是北京郊区一家“发廊”中工作的“妞妞”，角色包括多位女男性工作者及“发廊”老板、妞妞的男朋友及朋友、家人等，通过散碎的实际生活情节和“妞妞”自述，刻划她身为低贱边缘者却仍顽强自尊的个性。
　　多个电影节及评论者给予此片很高评价，再次不赘，抵制者们强调的则是，该片所谓的“成就”和“震撼”，以对性工作者的隐私侵犯为前提。
　　在此片中，出现了“妞妞”及多位性工作者及其身边人的正面及真实生活影像，凡曾与他们相识相见的人均可轻易识别。另外，画面中显示了“妞妞”的真实姓名和具体到村的原居住地，即使陌生人也可能将她锁定。
　　一些徐童本人承认或不否认的事实是：
　　徐童在进入“发廊”拍摄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明确告知自己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份及拍摄目的。
　　徐童在拍摄完成后从未向“妞妞”等角色展示《麦收》，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哪些言谈和生活被播放。
　　“妞妞”在得知《麦收》播放后曾与徐童联系，提出三点要求：删除网上宣传、禁止大陆播映、看片。但从事后实际情况看，这些要求均未得到遵循，此片至今仍不断被介绍，徐童自称共在大陆有五次放映，并有DVD“义卖”。
　　出现在片中的另一性工作者“阁阁”在得知有此片后坚决反对，并曾多次与徐童交涉，均无结果。
　　“阁阁”在网上留下了大量愤怒而惊恐的文字，2009年夏，曾在“云之南”及北京抗议此片的一些NGO工作者与“阁阁”见面，并记录了她的控诉。“妞妞”从未现身，其“默认”态度只有徐童的转述，而“阁阁”的反对证据确凿，徐童自己也不否认；因此，《麦收》侵权是事实。
　　在中国性工作是违法而被污名的职业，为自我保护，性工作者需要向外界和亲人隐瞒自己的真实工作状态，更不希望从业经历影响自己未来的婚姻和生活，“妞妞”和“阁阁”并不例外。所谓隐私，即与公共利益无关、不欲外人知晓的个人信息，隐私受保护是人权的一部分，随着人权意识的提高，在学术研究、新闻报道，乃至所谓“扫黄”执法当中，不泄漏性工作者的正面形象和真实个人信息已经成为共同遵循的行为标准。
　　因此，《麦收》是一部根本不应出现、更不应该播放的电影，对其“艺术质量”的评论同样不应该存在，如同不可赞美偷来的财富。片中角色停播此片的要求，更必须得到尊重。这就是从2009到2012,《麦收》系列抵制行动的出发点。
　　至今，对《麦收》的集体或个人抗议发生在如下现场：
　　2009年3月下旬“云之南”影像纪录展；
　　2009年3月31日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
　　2009年5月香港“华语纪录片节”；
　　2011年12月上海“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
　　2012年1月7日北京徐童《老唐头》放映会；
　　参与者中，有来自大陆多个组织的NGO工作者个人，香港性工作者权利组织紫藤、午夜蓝、自治八楼。其中，香港的抗议行动导致放映延迟及警方干预，有多家媒体报道，曾号称是该电影节“迄今最大风波”。另外，就2009年7月台北电影节的播放，台湾独立媒体苦劳网、破报等亦提出公开批评。这背后，是一些NGO工作者的志愿付出，在2009年，他们结成非正式小组，通过邮件和会面在大陆、香港、台湾间串联，撰写抗议信，向策展人和评论家们游说交涉……他们在那段时间对《麦收》的紧盯，使“争议”成为总伴随着它的关键词。
　　但是，NGO人们并未成功阻止过任何一场《麦收》的放映。两年多后，徐童已经成为独立纪录片界的知名导演，“阁阁”的呼喊只在他身后。
　　“如果两年前她就说不可以看，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看？”2011年12月，在“华人女性与视觉在线”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参与者这样问道。这个简单的问题，原来早已经被复杂化。
　　
　　
　　※《麦收》之诡辩——谁是伪善者
　　没有纪录片界的支持，《麦收》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放映机会和荣誉。“云之南”组织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纪录片展映部分负责人、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台北电影节策划人游惠贞，均是在业内和公众中声望甚高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在了解抗议者的主张后，仍坚持播映《麦收》并为之公开辩护。吕新雨、游惠贞同时是女性主义者，还须提到的是，台湾妓权组织“日日春”的支持，也增加了《麦收》的正当性。
　　支持《麦收》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反对播放《麦收》是限制言论自由。张献民曾这样写道：“我是个观看者，一个成年观看者不希望由别人来限定哪些他可以看、哪些不能看。不管这个做出规定的人是以个人的名义还是集体的名义，不管他以公德还是以个人良心为出发点。不管它是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一些非官方机构在一个普遍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中积极地参与道德重建没有问题，但认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有权力代替沉默的大多数发言、甚至阻碍言论自由，就不对了。”
　　第二，反对者们是基于“中产阶级”的“性道德不适”或“自居正义”的虚伪。这一观点在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郭力昕2009年在台湾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及他2011年12月在上海放映现场的讲演中表述最为得力，在文章中，他说：“徐童导演在《麦收》里态度非常清楚，他想给这些“没有面目”的人一个正常的、坦荡的面目，让观众看到，最底层的性工作者，跟我们一样也是有责任感、有七情六欲、有尊严、屈辱与与自信、有挫折也有快乐的人。这样的一种对性工作者之真正人权的伦理彰显，还不够清楚？抗议者们看不到这样的道德意义，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没有马赛克、没有隐去姓名、剪掉画面’，这些难道不是一种琐碎的、洁癖式的中产阶级道德层次？”“徐童在一份访谈中说：“正像‘日日春’秘书长王芳萍女士所说的：妓权运动的重点，不止单纯的在于修法工作，而是对性道德的作战。相形之下，内地和香港对《麦收》的抗议，恰恰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大家习惯于把自己圈定在自我完善的人性与道德的范围里，自然会对直截了当的东西产生道德不适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道德不适感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可耻的。与其说人们担心片子会给当事人带来麻烦，不如说更担心自己所希求的完美道德遭受玷污。”
　　第三，纪录片业在获得许可方面并没有成规或法律依据，也不应受限制。张献民说：肖像权“也不意味着被拍摄人的书面许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徐童也引述张献民说：“我们按照普世的道德标准去做事的时候，比如去拍纪录片，可能我们永远会在一个限定的范围之内，它规范了我们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作者如果在这样圈定的范围之内去看，那么这个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将永远看不到。……你被它捆着手脚，什么都别干了。”2011年12月在上海，徐童更以一种近乎不屑的态度表达了对许可的看法：“如果拍什么都要征求同意的话，那我们这活没法干了！”他认为“剪辑方面……事实上最后全应该由作者决定。作者应该对他的片子全权负责。”吕新雨在微博上也说，同意限制会让纪录片只有“好人好事”。
　　第四，声称受伤害的“阁阁”之言论不可靠、不可信。郭力昕认为“阁阁”聪明强悍，说不知道自己被拍、将被播放，“缺乏说服力”，并将焦点转移到“阁阁”的动机和人品：“我感觉她有可能想对影片导演挟怨泄愤。挟怨，可能是因为影片在后来无意间也暴露了她偷了红苗男友的事，或其它复杂幽微的私人问题或心理。甚至于，有没有可能因为《麦收》在云南放映时引起了这些议题上的抗议，让阁阁发现到有机可乘，而借着上网‘见证’、攻击导演‘偷拍’、‘侵权’，可以因此向徐童导演要胁一些好处？”“为何那些中、港、台的抗议者与批评者，完全不思索、不理会这些可能，就全然相信了一个他们也未经查证或细究过的网络言论、和那位网络‘阁阁’呢？为什么‘阁阁’一定就是善良、纯真、受害的落难天使？”徐童则曾质问抗议者：“你知道阁阁是什么人么？……她的那些事，我都不想说。”
　　 第五，《麦收》令观众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和边缘者被主流视野遮蔽的生存状况，因此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而一些观众“震撼”、“感动”的感受就是其价值的证明。郭力昕说：“《麦收》的价值与道德，正是希望借着一部平等、诚恳地看待性工作者的纪录片，多少改变一般华人对性工作与性道德的偏见。”他认为该片提出了真正的“人权”关切，相比之下抗议肤浅而琐碎。徐童说则说“妞妞”“以她个人的力量，颠覆了污名之下的性工作者的形象。就像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后，都说她很阳光，很可爱。甚至我的一个警察朋友看了，当面告诉我说深受感动。”“了解是改变的开始”。
　　第六，鉴于此片的公共价值，可以接受它对少数人的伤害风险。郭力昕在上海播映后的讲演中提出了这一点，徐童则说，“这是长远的整体利益和眼前的局部利益的冲突。”1月7日在单向街书店，亦有一位观众希望徐童转告片中人：牺牲“我们”的利益换取该片的“真实”值得的。
　　第七，《麦收》的播映范围已经做了足够的限制，不会对片中人造成实际的伤害。徐童强调自己只让该片在一些小众场所播放，吕新雨则称在上海的放映是内部学术研讨。
　　然而，以上种种，从抗议者的角度来说，多是有意无意的含混或诡辩：
　　第一，抗议者主张负责任的拍摄、播映和观看行为，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将言论自由等于什么都可以拍、播、看，在常识上就是错误的，自由与负责是一体两面，自由的边界需要以责任划清，明知电影存在侵权还提供播映机会是不负责任的。抗议者并不赋有强权，不可能限制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行本身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将批评、抗议、抵制等同于限制言论自由、从而拒绝，这是一种在中国常见的误会或误导，恰恰说明尚未完全走出强权限制的心态下对理解和接纳言论自由无能。
　　第二，抗议者并非来自中产阶级，亦并不恐惧性工作者的公开亮相，所谓“性道德感不适”的诛心是想象。仅以参与抗议的香港诸NGO为例，均是长期为性工作者权利工作，并主张性工作合法化的草根组织，他们以往发表过的许多言论，可证他们对性工作的道德评价与主流社会大不相同。鉴于大陆的环境，大陆NGO对性工作是否应该合法化未必有明确公开的态度，但去污名、减低伤害、保障健康及人身权应是一致观点，特别是在民间妇女组织中，对这些组织来说，与边缘人群一起工作是重要的理念，旁观者的优越评判在这种工作方式中是不能幸存的。或者说，抗议者们对“妞妞”和“阁阁”是否道德并不关心，甚至对该片在文本脉络中是否尊重性工作者也不是很关心，他们所关心的是在文本诞生前就应解决的那一重道德：侵权。
　　第三，保护隐私是有法律和伦理基础的，纪录片和其他所有创作及再现方式一样都必须认可这一权利，没有自赦的理由。所谓隐私，即无关公共利益、不欲他人知晓的个人信息，对性工作者来说，从业经历属于隐私，除非她们自愿公开，否则他人不可泄漏，“阁阁”担心隐私进一步曝光，而不敢对徐童提起法律诉讼，有良知者不可利用这种无法自我保护的可悲。对纪录片来说，获得拍摄许可本身就是一项功课，是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如徐童所说，许可限制会导致无法拍摄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别拍。当然，独立纪录片本身在中国也是灰色生存，但这并不表示，对他人的隐私权就可以不再负责，只能说，中国纪录片在争取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亟须建设共同的伦理底线，不可含混。
　　针对这些观点，台湾破报、苦劳网等在2009年就有过回应，迟至两年之后，似乎双方仍是鸡同鸭讲，难以沟通。其中深层原因，或许更令人深思。
　　
　　※《麦收》还会放映吗——赋权与传播权
　　1月7日在单向街书店，徐童改变此前在上海的傲慢态度，向现场观众说，他理解NGO工作者的观点，自己也因此深入思考纪录片的伦理问题。
　　但是，徐童始终不回应的焦点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放映或修改《麦收》。
　　恰因此，追随《麦收》和徐童的抗议就有了继续的必要，在主流大众媒体不会传播的时候，非正式的持续宣讲很有必要，直接目的是让更多观众了解并知情选择。有复旦会议的参与者，会后对徐童在现场争议时向会场拍摄感到愤怒。
　　徐童在复旦会议现场拍摄了争议过程，并告诉与会者：“我都拍下来了。”有与会者事后在网上愤愤于他此言中流露的权力感。
　　影像即权力，谁在拍，怎样拍，拍什么，不同的答案完成不同的再现政治。因此，口罩小分队对单向街书店的“突袭”活动也催生了一个民间影像小组——“雷民影像工作室”的降生，它的定位就是拍摄和发布短小有力的民间行动视频。这是以影像为行动者赋权的实践尝试。
　　当雷民影像工作室的视频发布后，网上有人质问：这是否在帮助徐童炒作，让更多人想看这部电影？
　　《麦收》在网上并没有下载资源，如果徐童自己不传播，一般观众很难看到此片，因此，令更多人知道《麦收》之名并不会扩大其传播范围。同时，抗议者诉诸观影道德，希望并相信大多数人在了解内情后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主流媒体的假大空之外，纪录片说出更多中国现实，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被赋予了更多使命，而它所言说的现实，则更多是非主流的、底层及边缘的现实，中外观众都期待着震撼深刻的记述，而不是平实言说。但对这种题材的偏爱，特别需要影像伦理的护航，否则，难以保证不沦为对拍摄对象的出卖，或制造出来供消费的他者奇观。
　　《麦收》中的人物没有因这部电影而获得收益，它在赋权方面的成绩是负数。纪录片如何回馈拍摄对象？赋权的概念同样应适用于民间影像领域，“作者电影”的价值观，或许很应该接受权力分析视角的批判。已经有许多优秀的纪录片，或出自NGO工作者之手，或出自专业导演之手，在赋权方面深有发掘，在2011年2月复旦会议上播放的粉色空间《宠儿》和冯艳《禀爱》，或许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麦收》对比，做出了这方面的示范。
　　《麦收》之争，或许也是传播权之争的一个范例，断续两年，或许仍将继续。
　　雷民影像视频：快闪行动抵制《麦收》

拔掉刺的刺猬

哈哈，我也刚看完，觉得不错

临兵斗者皆死

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啊，值得看哦